孙桢在2010香港气候变化国际会议开幕式上发言

来源：中国节能产业网

       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孙桢：尊敬的邱腾华局长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：很荣幸受到邀请，参加这次“低碳之城”气候变化国际会议，以及联袂而至的C40论坛和以“关注气候、共创商机”为主题的国际环保博览。我谨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，对会议的召开和相关活动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！

　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，一直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。“十一五”规划提出了能源消耗强度下降20%的目标并且分解到省，目前，大部分省份已经完成任务。为了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，今年在5个省、2个直辖市和6个城市开展了试点，同时还有一些地区自主开展了低碳经济试点。根据全国人大的要求，国务院已经授权有关部门着手起草《应对气候变化法》。上个月，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，不仅重申了中国已经对世界宣布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，还明确了一系列具体行动和政策措施。《建议》把气候变化作为资源、环境、生态部分的第一条任务，引领节能减排等相关工作，第一次提出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，第一次提出要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。《建议》还强调了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，并针对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和衍生灾害加剧的趋势，对水利建设和地质灾害防治作出具体安排。

　　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挑战，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。在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和《京都议定书》的基础上，《巴厘行动计划》授权进一步谈判，《巴厘路线图》确定了谈判方式，即在公约下确定长期合作的行动，在议定书下确定发达国家的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。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，就长期行动目标、资金、技术和行动透明度等问题达成政治共识。在哥本哈根会议上，为了换取发达国家落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承诺，中国接受了对国内行动进行国际磋商与分析的条件，为形成哥本哈根协议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为了推动谈判按照巴厘路线图规定的双轨模式前进，中国于10月上旬在天津承办了第4次谈判工作组会议。通过今年的4次谈判会议，两个谈判工作组在技术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。各方希望坎昆会议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，至少在一些基本一致的问题上做出决定，为2011年南非会议最终完成巴厘行动计划授权的谈判任务奠定基础。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，与各方一道努力推动谈判取得全面、平衡和有约束力的成果，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。

　　各位来宾，香港特区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会议。会议将要讨论的内容十分丰富，涉及到科学、政策、国际合作、技术创新和公众意识等诸多领域，整个活动又采用了主题研讨、案例分享、网络比赛等不同的方式，显示了组织者独具匠心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受到会议主题的启发，我就科学、责任、制度和创新四个要素谈点看法。

　　科学研究对于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起到十分独特的重要作用。没有IPCC的一系列科学结论及其依托的成千上万科学家的工作成果，就不会有现在全球规模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。同时，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又是最饱受质疑的，特别是去年哥本哈根会议更是引发了一场广泛的科学问题争论，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。应当说，个别科学家的不当行为不会影响IPCC科学结论的公信力，关键是要正确对待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问题。其实公约已经特别规定了预防原则，即，“当存在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时，不应当以科学上没有完全的确定性为理由推迟采取这类措施”。预防原则来源于环境忧患意识。事实上，自从人类第一次从太空看地球，关于地球家园的忧患情怀就不断地传播和加强。可以说，科学认识和责任感的共同作用，才催生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。

　　今年以来，世界各地超乎寻常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极端气候事件，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，人们应当从现实事例中进一步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危害性。根据不久前的报道，汇丰银行今年8、9月间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1.5万人，结果表明新兴经济体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较其他地区领先，而气候变化首次成为香港人最关注的问题。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发达国家和更多的富裕人群关注气候变化问题。很简单的道理，灾害损失必定与财富集聚成正比。如果人们都认识到这一点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就会大为改观。

　　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基石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原则。事实上，在事关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所有领域，都适用这条原则，这是1992年巴西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主要结论。但是在现实中，总有人企图回避它，甚至有人在谈判中直接说它是毒药。不明白真相的人们还以为发展中国家以此阻碍谈判进程。对此，我们当然可以引用公约的法律规定来辩解，但是，我们更可以用常理来作出分析。迄今为止的国际秩序，对发展中国家有太多的不公平。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，如果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共同的责任，那首先在道德上就是错误的。发展中国家没有理由不把饥饿、污染、疾病、教育等问题放在首位，这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。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，发展中国家必须把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放在首位。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的冬天是很难受的，各个年龄段人群的冻疮都是很普遍的，随着气候变化的演变，情况会更糟糕，集中供暖正在成为一项十分合理的、或者相当必需的要求。尽管面临增加能源消费的合理要求，中国仍然打算控制能源需求总量的增长，主要是控制高耗能工业的发展。相比之下，不少的发达国家仍在增加其能源消费。有的观察家指出，既然中国的国内行动力度如此之大，为什么不在国际谈判中作出更高的承诺？回答这样的问题，就需要看到责任意识和国际制度是两个层面的问题。在现实的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，发达国家是先生，发展中国家是学生。先生可以说得多、做得少，学生不行。何况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还有更大的不确定性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中国在国际谈判中必须保持与发展中国家一致的立场，必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，而这最终是真正有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行动的。

　　最后一点，应对气候变化实践行动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。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的关键在于市场信号的正确引导。中国决定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体系，是因为我们看到它不仅符合经济学的一般原理，也被欧洲等地的成功实践所证明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国际谈判中赞成推行全世界的碳排放交易。这正是国际制度与国内行动的差异所在。

　　综合起来，气候变化既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，又是一个现实的挑战，我们需要全面了解科学、责任、制度、创新各要素的作用，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差异，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。